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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子建:世界上所有的夜晚(节选)

《长篇小说选刊》 迟子建 2018-10-20
导读: 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,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。 我的丈夫是个魔术师,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,他从逍遥里夜总会表演归来,途经芳洲苑路口时,被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倒在灯火阑珊的大街上。肇事者是个郊县的农民,那天因为菜摊生意好,就约了一个修鞋的,一个
  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,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。
  我的丈夫是个魔术师,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,他从逍遥里夜总会表演归来,途经芳洲苑路口时,被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倒在灯火阑珊的大街上。肇事者是个郊县的农民,那天因为菜摊生意好,就约了一个修鞋的,一个卖豆腐的,到小酒馆喝酒划拳去了。他们要了一碟盐水煮毛豆,三只酱猪蹄,一盘辣子炒腰花,一大盘烤毛蛋,当然,还有两斤烧酒。吃喝完毕,已是月上中天的时分了,修鞋的晃晃悠悠回他租住的小屋,卖豆腐的找炸油条的相好去了,只有这个菜农,惦着老婆,骑上他那辆破烂不堪的摩托车,赶着夜路。
  这些细节,都是肇事后进了看守所的农民对我讲的。他说那天不怪酒,而是一泡尿惹的祸。吃喝完毕,他想撒尿,可是那样寒酸的小酒馆是没有洗手间的,出来后想去公厕,一想要穿过两条马路,且那公厕的灯在夜晚时十有八九是瞎的,他怕黑咕隆咚地一脚跌进粪坑,便想找个旮旯方便算了。菜农朝酒馆背后的僻静处走去。谁知僻静处不僻静,一男一女啧啧有声地搂抱在一起亲吻,他只好折回身上了摩托车,想着白天时走四十分钟的路,晚上车少人稀,二十多分钟也就到了,就憋着尿上路了。尿的催促和夜色的掩护,使他骑得飞快,早已把路口的红灯当作被撇出自家园田的烂萝卜,想都不去想了,灾难就是在这时如七月飞雪一样,让他在瞬间由温暖坠入彻骨的寒冷。
  街上要是不安红绿灯就好了,人就会瞅着路走,你男人会望到我,他就会等我过去了再过。菜农说这话的时候,嘴角带着苦笑。
  小酒馆要是不送那壶免费的茶就好了,那茶净***是梗子,可是不喝呢又觉得亏得慌。卖豆腐的不爱喝水,修鞋的只喝了半杯,那多半壶水都让我饮了!菜农说,哪知道茶里藏着鬼呢!
  菜农没说,肇事之后,他尿湿了裤子,并且委屈地跪在地上拍着我丈夫的胸脯哭嚎着说,我这破摩托跟个瘸腿老驴一样,你难道是豆腐做的?老天啊!
  这是一位下了夜班的印染厂的工人、一个目击者对我讲的。所以第一个哭我丈夫的并不是我,而是“瘸腿老驴”的主人。
  我去看这个菜农,其实只是想知道我丈夫在最后一刻是怎样的情形?他是在瞬间就停止了呼吸,还是呻吟了一会儿?如果他不是立刻就死了的,弥留之际他说了什么没有?
  当我这样问那个菜农的时候,他喋喋不休地跟我讲的却是小酒馆的茶水、烧酒、没让他寻成方便的那对拥吻的男女、红绿灯以及那辆破摩托。这些全成了他抱怨的对象。他责备自己不是个花心男人,如果乘着酒兴找个便宜女人,去小旅馆的地下室开个房间,就会躲过灾难了。他告诉我,自从出事后,他一看到红色,眼睛就疼,就跟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一样,老想撞上去。
  我那天穿着黑色的丧服,所以他看待我的目光是平静的。他告诉我,他奔向我丈夫时,他还能哼哼几声,等到急救车来了,他一声都不能哼了。
  他其实没遭罪就上天享福去了。菜农说,哪像我,被圈在这样一个鬼地方!
  我看你还年轻,模样又不差,再找一个算了!这是我离开看守所时,菜农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他那口吻很像一个农民在牲口交易市场选母马,看中了一匹牙口好的,可这匹被人给提前预订了,他就奔向另一匹牙口也不错的马,叫着,它也行啊!
  可我不是母马。
  我从来不叫丈夫的名字,我就叫他魔术师,他可不就是魔术师么!十几年前,我还在一所小学教语文,有一年“六一”儿童节,我带着孩子们去剧场看演出。第一个出场的就是魔术师,他又高又瘦,穿一套黑色燕尾服,戴着宽檐的上翘的黑礼帽,白手套,拄一根金色的拐杖,在大家的笑声中上场了。他一登台,就博得一阵掌声,他鞠了一个躬,拐杖突然掉在地上,等到他捡起它时,金色的拐杖已经成了翠绿色的了,他诧异地举着它左看右看时,拐杖又一次“失手”落在地上,等他又一次捡起时,它变为红色的了。让人觉得舞台是个大染缸,什么东西落在上面,都会改变颜色。谁都明白魔术师手中的物件暗藏机关,但是身临其境时,你只觉得那根手杖真的是根魔杖,蕴藏着无限风云。
  我大约就是在那一时刻爱上魔术师的,能让孩子们绽开笑容的身影,在我眼中就是奇迹。
  奇迹是七年前降临的。
  由于我写的几篇关于儿童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在国家级学刊上发表了,市妇女儿童研究所把我调过去,当助理研究员。刚去的时候我雄心勃勃地以为自己会干一番大事业,可是研究所的气氛很快让我产生了厌倦情绪。这个单位一共二十个人,只有四名男的。太多的做学问的女人聚集在一起绝不是什么好事情,大家互相客气又互相防范,那里虽然没有争吵,可也没有笑声,让人觉得一脚踩进了阴冷陈腐的墓穴。由于经费短缺,所有的课题研究几乎很难开展和深入,我开始后悔离开了学校,我怀念孩子们那一张张葵花似的笑脸。研究所订阅了市晨报和晚报,报纸一来,人们就像一群饥饿的狗望见了骨头,争相传阅。我就是在浏览晚报的文体新闻时,看到一篇关于魔术师的访问,知道他的生活发生了变故的。原来他妻子一年前病故了,他和妻子感情深厚,整整一年,他没有参加任何演出。现在,他准备重返舞台了。我还记得在采访结束时,魔术师对记者所讲的那句话:生活不能没有魔术。
  我开始留意魔术师的演出,无论是在大剧院还是小剧场的演出,我都场场不落。我乐此不疲地看他怎样从拳头中抽出一方手帕,而这手帕倏忽间就变为一只扑棱棱飞起的白鸽;看他如何把一根绳子剪断,在他双手抖动的瞬间,这绳子又神奇地连接到了一起。我像个孩子一样看得津津有味,发出笑声。魔术师那张瘦削的脸已经深深地雕刻在我心间,不可磨灭。
  有一天演出结束,当观众渐渐散去,他终于向台下的我走来。他显然注意到了我常来看他的表演,而且总是买最贵的票坐在首排。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,你想学魔术?
  我没有学成魔术,我做了魔术师的妻子。
  我们结婚的时候,他所在的剧团的演出已经江河日下,进剧场的人越来越少了。魔术师开始频繁随剧团去农村演出。最近几年,他又迫不得已到一些夜总会去。那些看厌了艳舞、唱腻了卡拉OK情歌的男人们,喜欢在夜晚与小姐们厮混得透出乏味时,看一段魔术。有时看到兴头上,他们就把钞票扬到他的脸上,吆喝他把钞票变成金砖,变成女人的绣花胸衣。所以魔术师这几年的面容越来越清癯,神情越来越忧郁。他多次跟剧团的领导商量,他不想去夜总会了,领导总是带着祈求的口吻说,你是个男人,没有性骚扰的问题,他们看魔术,无非就是寻个乐子,你又不伤筋动骨的;唱歌的那些女的,有时在接受献花时还得遭受客人的“揩油”呢,人家顺手在胸脯和屁股上摸一把,她们也得受着。为了剧团的生存,你就把清高当成破鞋,给撇了吧!
  魔术师只得忍着。他在夜总会的演出,都是剧团联系的。演出报酬是四六开,他得的是“四”,剧团是“六”。他常用得来的“四”,为我买一束白百合花,一串炸豆腐干或者是一瓶红酒。
  月亮很好的夜晚,我和魔术师是不拉窗帘的,让月光温柔地在房间点起无数的小蜡烛。偶尔从梦中醒来,看着月光下他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庞,我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。我喜欢他凸起的眉骨,那时会情不自禁抚摩他的眉骨,感觉就像触摸着家里的墙壁一样,亲切而踏实。
  可这样的日子却像动人的风笛声飘散在山谷一样,当我追忆它时,听到的只是弥漫着的苍凉的风声。
  魔术师被推进火化炉的那一瞬间,我让推着他尸体的人停一下,他们以为我要最后再看他一眼,就主动从那辆冰凉的跟担架一样的运尸车旁闪开。我用手抚摸了一下他的眉骨,对他说,你走了,以后还会有谁陪我躺在床上看月亮呢!你不是魔术师么,求求你别离开我,把自己变活了吧!
  迎接我的,不是他复活的气息,而是送葬者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起的哭声。
  奇迹没有出现,一头瘸腿老驴,驮走了我的魔术师。
  我觉得分外委屈,感觉自己无意间偷了一件对我而言是人世间最珍贵的礼物,如今它又物归原主了。
  我决定去三山湖旅行。
  三山湖有著名的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温泉,有一座温泉叫“红泥泉”,据说淤积在湖底的红泥可以治疗很多疾病,所以泡在红泥泉边的人,脸上身上都涂着泥巴,如一尊尊泥塑。当初我和魔术师在电视中看到有关三山湖的专题片时,就曾说要找某一个夏季的空闲时光,来这里度假。那时我还跟他开玩笑,说是湖畔坐满了涂了泥巴的人,他肯定会把老婆认错了。魔术师温情地说,只要人的眼睛不涂上泥巴,我就会认出你来,你的眼睛实在太清澈了。我曾为他的话感动得湿了眼睛。
  如今独自去三山湖,我只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,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。我还想在三山湖附近的村镇走一走,做一些民俗学的调查,收集民歌和鬼故事。如果能见到巫师就更好了。我希望自己能在民歌声中燃起生存的火焰,希望在鬼故事中找到已逝人灵魂的居所。当然,如果有一个巫师真的会施招魂术,我愿意与魔术师的灵魂相遇一刻——哪怕只是闪电的刹那间。
  我在乌塘下车了。不是我不想去三山湖,而是前方突降暴雨,一段山体滑坡,掩埋了近五百米长的路基,火车不得不就近停靠在乌塘。铁路部门说,抢修最快要两天时间。旅客们怨气冲天,一会儿找车长要求赔偿,一会儿又骂滑坡的山体是老妓女,人家路基并没想搂抱你,你往它身上扑什么呀。没人下车,好像这列车是救生艇,下了就没了安全保障似的。
  在旅行中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,在我已不是第一次了,这里既有不可抗拒的天气因素,也有人为的因素。有一次去绿田,长途客车就在一个叫黑水堡的寨子停了整整十个小时。茶农因不满茶园被当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所征用,聚集在交通要道上,阻断交通,要向当地政府讨一个“说法”。茶农们席地而坐的样子,简直就是一幅乡野的夜宴图。他们有的吃着凉糕,有的就着花生米喝烧酒,有的啃着萝卜,还有的嚼着甘蔗。最后政府部门不得不出面,先口头答应他们的请求,他们这才离开公路。记得当地的交警呵斥他们撤离公路,说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时候,茶农理直气壮地说,霸占了我们茶园就不算违法了?领导先违法,我们后违法,要是抓人,也得先抓他们!
  乌塘是煤炭的产地,煤窑很多,空气污浊。滞留在列车上的旅客开始向服务员大喊大叫,他们要免费的晚餐,那已是黄昏时分了。车窗外已经聚集了一些招揽生意的乌塘妇女,她们个个穿着质地低廉的艳俗的衣裳,不是花衣红裙粉鞋子,就是紫衣黄裤配着五彩的塑料项链,看上去像是一群火鸡。她们殷勤地召唤列车上的人下车,都说自己的旅店的床又干净又舒服,一日三餐有稀有干、荤素搭配,有几个男人禁不住热汤热水和床的诱惑,率先下车了。我正在犹豫着,邻座的一位奶孩子的妇女撇着嘴对她身旁的一个呆头呆脑的男人说,这火车也真不会找地方坏,坏在乌塘这个烂地方!人家说这里下煤窑的男人死得多,乌塘的寡妇最多。还真是啊,瞧瞧站台上那些个女的,一个个八辈子没见过男人的样子!她鄙夷地扫了一眼那些女人,然后垂头把奶头从孩子的嘴里拔出来,怨气冲冲地说,我这对奶子摊上你们爷俩儿算是倒霉,白天奶小的,黑天喂大的,没个闲着的时候!今晚有没有饭还两说着呢,小东西可不能把我给抽干了!她怀中的婴儿因为丢了奶头,哇哇哭闹着。妇女没办法,只得又把那颗黑莓似的奶头摁回婴儿的嘴里。婴儿立刻就止了哭声,咂着奶。女人骂,小东西长大了肯定不是个好东西,一个有奶就是娘的主儿!
  乌塘寡妇多,而我也是寡妇了,妇女的话让我做了下车的决定。我将茶桌上的水杯收进旅行箱,走下火车。
  脚刚一落到站台的水泥青砖上,就感觉黄昏像一条金色的皮鞭,狠狠地抽了我一下。在列车上,因为有车体的掩护,夕照从小小的窗口漫进车厢,已被削弱了很多的光芒,所以感受不到它的强度。可一来到空旷之地,夕阳涌流而来,那么的强烈,那么的有韧性。光与光密集的聚合与纠集,就有了一股鞭打人的力量。
  七八条女人的胳膊上来撕扯我,企图把我拉到她们的店里去。我选中了独自站在油漆斑驳的栏杆前袖着手的一个妇女。她与其他女人一样打扮得很花哨,一条绿地紫花的裤子,一件粉地黄花的短袖上衣。她的头发烫过,由于侍弄得不好,乱蓬蓬的,上面落了一层棉花绒子,看来她先前在家做棉活来着。她脸庞黑红,皮肤粗糙,厚眼皮,塌鼻子,两只眼睛的间距较常人宽一些,嘴唇红润。她的那种红润不刺目,一看就不是唇膏的作用,而是从体内散发出的天然色泽。我拨开众人朝她走去的时候,她冲我笑笑,说,你愿意住我家的店吗?我说是。她上下左右地仔细打量了我一番,说,我家的店不高级,不过干净。我说这就足够了。妇女又说,我没有发票开给你。我说我不需要。她这才接过我的旅行箱,引领我走出站台。
  乌塘的站前广场是我见过的世界上交通工具最复杂的了。它既有发向下辖乡镇的长途客车,还有清一色的夏利牌出租车,以及农用三轮车和脚踏人力车。最出乎意料的,几挂马车和驴车也堂而皇之地停泊在那里。不同的是机械车排出的是尾气,而马车驴车排出的则是粪球。
  妇女擤了一把鼻涕,把我领向西北角的一辆驴车。车上坐着一个仰头望天的瘦小男孩,也就八九岁左右的光景。妇女吆喝一声,三生,有客人了,咱回去吧!那个叫三生的男孩就低下头来,怯生生地看着我。他穿一条膝盖露肉的皱巴巴的蓝布裤子,一件黄白条相间的背心,青黄的脸颊,矮矮的鼻梁,一双豆荚似的细长眼睛透着某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。妇女把箱子放在驴车上,把一张叠起的白毡子展开,唤我坐上去,而三生则拍了一下驴的屁股,说,草包,走了!看来“草包”是驴的名字。
  草包拉着三个人和一只旅行箱,朝城西缓缓走去。我问妇女要走多久?她说驴要是偷懒的话,得走二十分钟;要是它顺心意,十分八分钟也就到了。看草包那不慌不忙的样子,我知道十分八分抵达的可能性是不存在了。不过,草包倒不像头要偷懒的驴,它并不东张西望,只是步态有些踉跄。它不是年纪大了,就是在此之前干了其他的活儿而累着了。在一个陌生的地方,我喜欢这种慢条斯理的前行节奏,这样我能够更细致地打量它的风貌。所以我觉得雄鹰对一座小镇的了解肯定不如一只蚂蚁,雄鹰展翅高飞掠过小镇,看到的不过是一个轮廓;而一只蚂蚁在它千万次的爬行中,却把一座小镇了解得细致入微,它能知道斜阳何时照耀青灰的水泥石墙,知道桥下的流水在什么时令会有飘零的落叶,知道哪种花爱招哪一类蝴蝶,知道哪个男人喜欢喝酒,哪个女人又喜欢歌唱。我羡慕蚂蚁。当人类的脚没有加害于它时,它就是一个逍遥神。而我想做这样一只蚂蚁。
  乌塘的色调是灰黄色的。所有楼房的外墙都漆成土黄色,而平房则是灰色的。夕阳在这土黄色与灰色之间爬上爬下的,让灰色变得温暖,使土黄色显得亮丽。街巷中没有大树,看来这一带人注意绿化是近些年的事情,所以那树一律矮矮瘦瘦的,与富有沧桑感的房屋形成了鲜明对照。正值下班高峰,街上行人很多。有的妇女挎着一篮青菜急急地赶路,而有的老头则一手牵着放学的孩子,一手擎着半导体慢吞吞地走着。一家录像厅张贴的海报是一对男女激情拥吻的画面,从音像店传出流行歌曲的节拍。酒馆的幌子高高挑起,发廊门前的台阶上站着叉着腰的招揽生意的染着黄头发的女孩子。这情景与大城市的生活相差无二,不同的是它被微缩了,质地也就更粗粝些、强悍些。所以有家旅馆的招牌上公然写着“有小姐陪,价格面议”的字样,不似大城市的宾馆,上门服务是靠入住房间的电话联络,交易进行得静悄悄的。
  草包穿城而过,渐渐地车少人稀,斜阳也凋零了,收回了纤细的触角。腕上的手表已丢失了二十分钟,驴车却依然有板有眼地走着。我知道妇女撒了谎,驴无论如何地疾走,十分八分钟抵达也是天方夜谭。妇女见我不惊不诧,倒不好意思了。她说,草包起大早拉了两小时的磨,累着了,走得实在是太慢了。我便问她驴拉磨是做豆腐还是摊煎饼?妇女说做豆腐呀!接着她告诉我住她家的基本是熟客,老客人喜欢闻豆子的气味。我明白她家既开豆腐房又开旅店,便称赞她生意做得大。妇女说,大什么大呀,不过一座小房子,前面当旅店,后面做豆腐房,赚个吃喝钱呗!我指着男孩问妇女,这是你儿子?妇女说,他是蒋百嫂的儿子,我家和他家是邻居。我儿子可比他大多了,我十八岁就偷着结婚了,我儿子都在沈阳读大学了!她说这话时,带着一种自得的语气,我的心为之一沉。我和魔术师没有孩子,如果有,也许会从孩子身上寻到他的影子。就像一棵树被砍断了,你能从它根部重新生出的枝叶中,寻觅到老树的风骨。
  驴车终于停在一条灰黄的土路上,天色已经暗淡了。那是一座矮矮的青砖房,门前有个极小的庭院,栽种着一些杂乱无章的花草。路畔竖着一块界碑似的牌匾,蓝底红字,写着“豆腐旅店”四个字。妇女让男孩卸下驴,饮它些水,而她则提着旅行箱,引我有个极小的庭院,栽种着一些杂乱无章的花草。路畔竖着一块界碑似的牌匾,蓝地红字,写着“豆腐旅店”四个字。妇女让男孩卸下驴,饮它些水,而她则提着旅行箱,引我进屋。
  这屋子阴凉阴凉的,想必是老房子吧。空气中确实洋溢着一股浓浓的豆香气,房间比我想象的要好,虽然七八平方米的空间小了些,但床铺整洁,窗前还有一桌一椅。床下放着拖鞋和痰盂,由于没有盥洗室,门后放置着脸盆架。墙壁雪白雪白的,除了一个月份牌,没有其他的装饰,简洁而朴素。窗帘也不是常见的粉色或绿色,而是紫罗兰色的。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在打扮屋子上比打扮自己有眼力。
  妇女说,这是单间,一天三十块钱,厕所在街对面,晚上小解就用痰盂。饭可以在这里吃,也可以到街上的小饭馆。附近有五六个饭馆,各有各的风味。她向我推荐一个叫暖肠的酒馆,说是这家的鱼头豆腐烧得好。我答应着。她和颜悦色地为我打来一盆洗脸水。简单地梳洗了一番,我就出门去寻暖肠酒馆了。
  天色越来越暗淡,这座小城就像被泼了一杯隔夜茶,透出一种陈旧感。酒馆的幌子都是红色的,它们一律是一只,要么低低地挂在门楣上,要么高高地挂在木杆上。一辆满载煤炭的卡车灰头土脸地驶过,接着一辆破烂不堪的面包车像个乞丐一样尘垢满面地与我擦肩而过。跟着,一个推着架子车的老女人走了过来,车上装着瓜果梨桃,看来是摆水果摊的小贩。我向她打听暖肠酒馆,她反问我买不买水果?我说不买。她就一撇嘴说,那你自己去找吧。我便知趣地买了两斤白皮梨,她这才告诉我,暖肠酒馆就在前方二百米处,与杂货店相挨着,不过“暖肠”的“肠”字如今被燕子窝占了半边,看上去成了“暖月”酒馆。
  当我提着梨寻暖肠酒馆的时候,遇见了一条无精打采的狗。它瘦得皮包骨,像是一条流浪的狗。我摸出一只梨撇给它,它吃力地用前爪捉住,嗅了嗅,将梨叼在嘴中,到路边去了。它趴下来吃梨,而不是站着,看上去气息恹恹的。
  一对老人路过这里,看见这狗,一齐叹了口气。老头说,它这又是去汽矿站迎蒋百去了,主人不回来,它就不进家门!老太太则感慨地说,一年多了,它就这么找啊找的,我看蒋百不回来,它也就熬干油了。哪像蒋百嫂,这一年多,跟了这个又跟那个,听说她前两天又把张大勺领回家了!你说张大勺摞起来没有三块豆腐高,她也看得上!蒋百要是回来,还不得休了她!看来还是狗忠诚啊!
  未见蒋百嫂,却先见了她的儿子和她家的狗,这使我对蒋百嫂充满了好奇。
  暖肠酒馆的“肠”字的右边果然被燕子窝占领了。窝里有雏燕,燕妈妈正在喂它们。雏燕从窝里探出光秃秃的脑袋,张着嘴等食儿。
  未进酒馆,先被一股炒尖椒的辣味呛出了一个喷嚏,接着听得一个女人大声吆喝,再烫一壶酒来!我掀开门帘,进得门去。
  酒馆的店面不大,只有六张桌子,两个大圆桌,四个小方桌。店里只有三个酒客,两男一女。两个男人年岁都不小了,守着几碟小菜对饮着。而坐在窗前方桌旁的女人则有好几盘菜伺候着。见我进来,她扬起一条胳膊召唤我,说,姐们,过来陪我喝两盅!她看上去三十来岁,穿一件黑色短袖衫,长脸,小眼睛,眼角上挑;厚嘴唇,梳着发髻,胳膊浑圆浑圆的,看上去很健硕。她已喝得面颊潮红,目光飘摇。我以为碰到了酒疯子,没有理睬她,拣了一张干净的方桌坐下,这女人就被激怒了,她先是将酒盅摔在地上,然后又将一盘土豆丝拂下桌子。那地是青石砖的,它天生就是瓷器的招魂牌,酒盅和盘子立刻魂飞魄散。这时店主闻声出来说,蒋百嫂,你又闹了;你再闹,以后我就不让你来店里吃酒了!蒋百嫂咯咯笑了,她用手指弹了一下桌子,说,我要是陪你睡一夜,你就不这么说话了!店主看上去是个忠厚的人,他讪笑着摇头,说,公安局这帮人也真是饭桶,你家蒋百丢了一年多了,活不见人,死不见尸,他们至今也没个交代!蒋百嫂本来已经安静了,店主的话使她的手又不安分了,她干脆站了起来,抡起坐过的椅子,哐嚓哐嚓地朝桌上的菜肴砸去。辣子鸡丁和花生米四处飞溅,细颈长腰的白瓷酒壶也一命呜呼了。蒋百嫂边砸边说,我损了东西我赔,赔得起!那两位酒客侧过身子望了望蒋百嫂,一个低声说,可惜了那桌菜;另一个则叹息着说,女人没了男人就是不行!他们并不劝阻她,接着吃喝了,看来习以为常了。
  蒋百嫂发泄够了,拉过一把干净的椅子,气喘吁吁地坐上去,像是刚逃离了一群恶狗的围攻,看上去惊魂未定的。店主拿着笤帚和撮子收拾残局,蒋百嫂则把目光放到了窗外。暮色浓重,有灯火萦绕的屋里与屋外已是两个世界了。蒋百嫂忽然很凄凉地自语着,天又黑了,这世上的夜晚啊……
 
  作者简介
  迟子建 196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漠河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。 著有长篇小说《树下》《晨钟响彻黄昏》《伪满洲国》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《群山之巅》等。曾三次荣获鲁迅文学奖,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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